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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人 之 初

已有 217 次阅读2013-8-5 11:02

   说起这事儿,可真有些年头了,若是从头说起,还要回到周师傅还是小周的时候。

    小周是我从前的邻居,长我一辈,我便称他小周叔。小周叔的母亲早逝,父亲去了新疆棉田,他吃百家饭长大,没人教养,性子也直,可奶奶总说小周生得聪明,人也标志,以后定有大出息。我记得奶奶喜欢叫小周叔六六,他生于农历六月初六,六六大顺,是个好日子。

    小周叔可没少招姑娘们惦记,高鼻梁,鹅蛋脸,有些像那个年代里画报里的人物,尽管由于出身问题当兵不成,终究没能套上那身带兜和红旗的皮,可戴上大红花去当农民时,也是威风凛凛的。小周叔下乡前教我抽烟,那时几分钱一包的大前门还是奢侈品,他随手给了我,看着我咳嗽不停,揣着笑却端着一脸严肃,我看他嘴唇上已经长出了细密的绒毛,那是他可以教训我的资格,尽管他还是奶奶口中的六六。

    “大老爷们儿,这算啥?抽!”

    后来的两年里发生了许多事,不过多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,比如,奶奶死了。新年的头几天,奶奶坐在门口,一边和邻居聊天,一边听着破收音机里的广播。总理死了,奶奶听后一愣,竟一口气没上来,堵住了心口。大家说奶奶选了个好日子,只是犹豫究竟该去哭哪一个。总理和奶奶的照片并排摆在客厅里,干瘦的老太婆依偎着总理,活像一对尴尬的夫妻。我偷偷溜到什刹海附近的工地上哭奶奶,我不喜欢让别人看到我这副模样,更不敢告诉他们我的眼泪居然与总理的死毫无关系,只是那年冬天很冷,眼泪被冻进了鼻腔,成了一滩鼻涕。我想起了小周叔,点了根烟,把自己呛乐了。

    小周叔回来的时候家里的客厅里摆了四幅照片:主席、总理、朱老总和奶奶。小周叔全然一副农民作派,脸颊尖利不少,肩头一个粗布包袱,站在门口,朝三位领袖磕了几个头,瞟了瞟奶奶,闷头想些什么,又磕了几下。小周叔不似从前那般活跃,他变得沉默而木讷,我知道他在陕西讨了婆娘,他给我看了一张花白的婚照,婆娘像一堵铁塔,小周叔的脸模糊了,而后排正中端坐的支书却面似桃花。后来我知道,小周叔是一路逃回北京的,婆娘怀了他的种,大着肚子躺在炕上,疼起来变了疯狗,好不容易等孩子生下来,又说什么小周叔是倒插门的女婿,这孩子要随母姓。小周叔不依,婆娘抬手就是一个耳光,打掉了他一颗牙。

    小周叔问起奶奶,毕竟他们有感情。小周叔只长我七岁,还不到一轮。我想起小时候我们一起去偷生产队的桃子,我爬上树,他就在附近望风,我一不留神摔断了腿,抬回家后父亲先抽了我一个嘴巴,又拿着棍子追小周叔。小周叔哭着躲在奶奶身后,奶奶张开双臂护着他,哪怕自己的孙儿正捂着脸鬼哭狼嚎地让一个蒙古大夫接骨。我看到小周叔对这奶奶的遗像抹了抹眼圈,当然,他没有哭,一如他曾经告诉我的男子汉模样:叼着烟卷,留着半长的胡茬。

    我摸摸自己毛茸茸的下巴,看着小周叔把一副整齐的猪肠剁成小块儿,一股脑扔进热气腾腾的大锅里。从那时起,小周叔变成了周师傅。浪荡在城市间几年后,他有了自己的偶像。每每经过周师傅的卤煮摊子,坐下聊天时,他总会提起杜学然,那个九大的中央候补委员。杜老在打回原籍后经营了一间卤肉馆子,生意红火。他卤的肉色正味香,鲜亮软烂,来的都是回头客,而杜老也全然没有中央委员的架子。周师傅咂咂嘴,给我盛了一大碗猪下水。他说这卤肉就像人一样,急功近利总是不成的。我知道卤煮与卤肉乃至人生的差别,而周师傅口中的杜老连同他的吐沫和肉味一起喷个满桌,兴致高时,仿佛自己就是杜老的门徒。

    长辈们一个一个慢慢离开的时候,周师傅把自己的摊子改成了一间小门面的馆子。就像由矿工变成中央委员再变成卤肉老板的杜老,周师傅从知青变成农民,再一点点褪掉农民的影子。岁月蹉跎却平静,直到周师傅被带走的那天前都是一个样子。那天下了入夏以来最大的雨,周师傅领回一纸通知,自从他逃回北京的那一刻,他的户口就从下乡知青所在的登记簿上抹去了。没有电文、布告哪怕警察的搜索,周师傅的合法人生止步在了疯狂的年岁里,同一个叫小周的青年一起,消失在漫天黄沙的陕北。这是民政局的判决,卤煮馆子封了,没有户口,也就不存在什么许可证;周师傅也不曾想到,那些递交到村支书手里的几张薄纸,早已经退还给家属——那个铁塔似的婆娘,她破口大骂着周师傅的良心,用它们擦了孩子拉在院子里的屎。

    再见到周师傅是在报纸上。我不知道那几年他经历过什么,调往外地许久,只在一次回乡经过他家门时看见里面透出微亮的灯光。我站在窗边唤他开门,他打开窗户,纱帐下只有一个隐约的轮廓。他说他得了感冒,不过很快就好,约我改日叙旧,好好喝上几杯。末了,他爽朗地笑笑,示意自己一切安好,不必挂念。

    “大老爷们儿,这算啥?”

    周师傅依旧是那个简单的人,他想到了一劳永逸的方法。几年后我们相见时又来到了什刹海,他指指对岸水边的大片水葫芦,告诉我那就是他当初跳下去的地方,然后摇摇头,不再作声。周师傅又挑起了卤煮摊子,这一次总少不了些许唏嘘与白眼。他要养家糊口,尽管“家”已经成了孑然一人的代名词;他要想法子重新上户口,上次在警局终究没说出来,可日后想想却也不再重要了;他还要给那个武警战士守陵,年年戴孝、磕头,尽管他们此前从不相识,而那天他让他变成了英雄,他让他又一次活着。

    不过,这都是后话了。

    年幼的儿子接过周师傅的红包时郑重地磕了个头,又是一年新春。几个穿着军装的人围在周师傅家门口,还有记者与尚未搬走的街坊。一个军官拉着周师傅的手嘘寒问暖,不时有闪光灯此起彼伏,接踵而至的,是七嘴八舌的提问和劈啪作响的掌声。

    “您对生活满意吗?”

    “您后悔当初的选择吗?”

    “您有什么想对牺牲战士的家属说的?”

    “您有什么需要就向当地**反映,我们一定......”

    儿子认生,面对突然闯进来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显然有些不知所措。我赶忙把他拉到一边,剩下周师傅被攥住的手,被灯光照得惨白的头发,还有墙上那张大幅黑白的年轻的脸。我似乎看到了奶奶,那个总理遗像旁的干瘦老太,而此时的周师傅宛如一位苍老的父亲,镜框里的是他可怜的儿子。这时,周师傅猛地转身,一下子跪在地上,对着年轻的“儿子”咚咚咚几个响头。军官们赶忙去搀扶他起来,随后又是一片枪栓似的拍照声。

    儿子上中学时周师傅拿起一瓶二锅头。儿子摆摆手,说自己不会喝酒,周师傅一饮而尽,说你爸小时候都比你强,你这个当儿子的长到十八居然还这么怂。儿子拗不过,看看我,我笑着瞅瞅周师傅,儿子端起瓶子,一饮而尽。周师傅那晚很健谈,就像我们的童年时代。他叫我兄弟,我说这可不敢当,您终究是我叔。周师傅听罢也就不再说话,看着脸颊变成绛色的儿子,嘿嘿笑了出来。

    “你们等着,叔去弄碗猪肝粥醒酒。”

    周师傅踉踉跄跄推开房门,忽地一头栽了下去。我去扶他,他爬进院子里,指着屋子正中那幅照片破口大骂。

    “他妈的,把那个死人从老子这里挪走!”

    周师傅骂了一夜,笑了一夜。起初还听得懂,后来,只剩下喃喃的呓语。清晨,他又爬起来,整整衣服,剁他的猪下水和火烧去了。

 

 

    我的小周叔死在2000年的夏天。那天有人举报棚户区的臭气熏到了附近的商铺,警察以为那是流浪的野狗在阳光下腐烂发胀,不想竟在旁边的破宅子里发现一具男尸。他尸渍横流的面孔早已看不出表情,屋子里的遗像上,那年轻的笑容依旧如阳光般温馨。

    巧合的是,那时出差在外的我做了一个梦:气急败坏的父亲举起棍子时,小周叔哭着躲在奶奶身后,奶奶张开双臂护着他,就像呵护着自己的孙子。六六乖,六六不怕。

    说起这事儿,可真有些年头了。我依稀记得那天是千禧年的农历六月初六,六六大顺,是个好日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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